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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沈政男觀點】我口讀我手

高中國文文言文課文比例常引起議論。(攝影:蘋果日報)

高中國文的文言文課文比例,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成為社會爭論話題,有人因此說,「怎麼過了幾十年了,還在吵這議題?」其實從胡適在1917年發表〈文學改良芻議〉一文算起,白話文運動已經進行了一百年,而且早已有了結論:「我手寫我口。」也就是嘴巴講什麼,就用筆寫下來,那才是進步的文章,也就是白話文。

一百年後的台灣,已經幾乎沒人在寫文言文了,現在的爭論焦點變成該不該「我口讀我手」,也就是讓中學生不要再讀那麼多古人寫的文言文,而是要讀當代人寫的白話文。

答案其實也很明顯:「當然應該我口讀我手!」事實上在中國本土,從1949年中共當政以後,就以白話文做為國民教育的主要語文教材,而這樣的做法,跟簡化漢字出自同一思維,也就是「讓中文變得更好學,才能讓更多人學好中文。」然而台灣當政者為了以中國文化繼承者自居,從1949年以後就以文言文做為台灣國民教育的主要教材,一直到近二十年政黨輪替以後,文言文比例才逐漸降低。

現在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人,有其教育或文化理由,但當年的國民黨政府,就是為了政治理由才硬塞那麼多文言文教材在台灣人腦子裡。同樣的,現在台灣有些人要求降低文言文比例,是為了「去中國化」,才會想拿蔣渭水與其他台灣人寫的文言文來取代韓愈、蘇東坡的文章,其實這是錯誤的做法。

文言文,不管是中國文言文,或者台灣文言文,都不適合做為台灣國民教育的主要語文教材。將高中文言文比例由現行45%-55%降到30%,是進步做法,但拿蔣渭水來換蘇東坡,是錯誤的。既然要讀一小部分文言文,就讀最好的文言文。

前面提到中共努力讓中文學習變得更容易,但在台灣,當政者卻是反其道而行,讓中文變成世界最難學習的語文,而方法就是一、保留繁體字,二、使用文言文教材。台灣的高中國文是全世界最困難的語文教材,多少台灣學生必須花費龐大時間心力來學習,因而犧牲了學習白話文與其他語文的機會?這是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人經常忽略的論點。

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人說,「美國中學也教《莎士比亞》,為什麼台灣不能教文言文?」問題是《莎士比亞》是現代英語的發軔,時代相當於中國明朝,但美國中學生必須讀古英語經典《貝奧武夫》(相當於唐朝)嗎?

喜歡文言文的人說,「它是漢語的淬煉藝術」,其實文言文的產生有兩個中國人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,一是古代紙筆獲得不易,因此必須寫精煉文句,二是中文是表意文字,與發音脫離關係,才能寫成如此精簡的文句。有些人說文言文是古漢語,這是錯誤的,以人腦的結構來看,不可能用文言文說話;文言文從最古早就是一種書寫符號,跟口語脫離了關係。文言文跟口語脫離了關係,而且必須投入大量學習時間與心力才能掌握,是這個書寫體系的先天自限。一種文字,越多人學會,生命力才會越蓬勃旺盛,反之則勢必滅絕,而要阻止滅絕,就只能靠政治力量。

那些反對降低文言文比例的中文教授與老師,有個沒講的理由是,他們看不起、不放心白話文。「自己看都能懂了,何必教?小學生都會寫的文體,能算經典嗎?」這樣的看法,就是讀太多文言文的後遺症。當代台灣白話文學,已經雜揉了文言文、白話文、日文與英文等各種語文的句法與文學創作手法,其複雜度與藝術性,早已超越了文言文。新詩就是最好的例子,但偏好文言文的人,普遍不懂、不讀新詩。

有人說,「學文言文可讓白話文變好」,這樣的講法就如同「學鋼琴可讓小提琴變好」,或者「學水墨畫可讓油畫變好」一樣沒有根據。要讓白話文變好,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更多白話文,而非把時間心力耗費在文言文。中國的文言文經典確實是人類文化寶藏,但文言文已構成親近障礙,應翻成白話文,讓台灣學生方便接觸。比如《史記》若翻成白話文,放在國文課本,恐怕老早就像武俠小說一樣,被台灣學生搶著到圖書館找大全集來看了。
 
作者簡介:1968年生,台中市人,台大醫學系畢業,精神科醫師,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,現任《良醫健康網》、《國語日報》與《女人變有錢》專欄作者。